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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魏泉: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与转型——以《青鹤》为中心的考察

魏泉 文艺批评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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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新文学的帷幕。在其后的文学史叙述中,代表着“旧文学”的桐城派在1920年代走向没落衰亡。但揆之以史实,在1930年代的上海,仍然活跃着一个阵容庞大的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文圈子,这一情形透过《青鹤》杂志的作者圈和其所刊载文章可以看得很清楚。通过对《青鹤》主编、作者及文章著述等与桐城派有渊源关系的史实分析,可以说明在1930年代,桐城派依然存在,且在现代学术体制下表现出种种方向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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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与转型

——以《青鹤》为中心的考察

魏泉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桐城派作为古文代表受 到新文化人的猛烈抨击。陈独秀、钱玄同等恶谥以“妖 魔”、“谬种”胡适以“死文学”来定义文言。这场新文 化人借助《新青年》等刊物,以运动的方式推进的文学 革命可谓影响深远。当其时,旧派文人中鲜有回应,只 有林纾站出来与之争辩,却不料落人“双簧戏”的圈套。


从文学论争的角度,文言与白话之争,在新文化人 眼中是白话文的全胜。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 国民学校从一二年级开始,教材逐渐改用语体文,对旧 文学而言更是釜底抽薪之举。因此,随着1920年代 “后期桐城派”主要人员【1】的相继离世及离开北京,在 一些文学史家看来,作为一个流派的桐城派就在时代 的前进、新文学的打击以及自身的衰落中宣告终结了。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普遍接受,以至在人们 的印象中,桐城派这一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在晚清以 来是日趋保守和落伍,故步自封,至民国已人颓境,而 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终因其腐朽落伍而遭到历史的扬弃。


作为一种文学史叙事,对桐城派的这种描述是服 从于1930年代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为代表的 新文学正统化的文学史话语建构的。但揆之史实,则 知这种对于桐城派的描述与认知,不仅是肤浅粗疏的, 而且孤陋舛误之处,也所在多有。比如有关“桐城派之 终结”的结论,依据是所谓“后期桐城派”的几员大将 的离世。而对于“后期桐城派”的指认,一般认为是吴 汝纶门下弟子贺涛、马其昶,桐城姚氏的直系后裔姚永 朴、姚永概,以及以古文致力于翻译的闽籍文人严复、 林纾等。刘声木早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即出版了 《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桐城文学撰述考》【2】,从渊源及 撰述的角度,梳理了桐城古文的流派面貌,分别师承与 私淑,列出桐城派作家1200多人,资料具体、丰富,而 且详实。钱基博出版于1932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在古文学的“文”类之下,以“散文”归桐城传人【3】,也曾在贺涛门下列出张宗瑛、李刚己、吴阊生、赵衡;马其昶 门下列出李国松、叶玉麟【4】。作为研究者对此视而不 见,多少是囿于新文学的门户之见吧。从比较宽泛的 意义上说,凡是以《古文辞类篹》为学古文之门径,讲求 古文之义法者,都该算是受了桐城派的影响。至于有 些作者为文“不规规于桐城”也是“为文章者,有所法 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5】的题中应有之意。从桐城古 文流衍的过程来看,从一开始,桐城派古文就是依托于 师友切磋,同邑懦染,家学渊源,各依其性之所近,学之 所近,而在琢磨中有进境,在发展中有变化的。从钱伯 垌师从刘大概开始,就有桐城古文传至阳湖而有阳湖 派之别。梅曾亮在道咸年间以桐城义法传授于京师, 而有“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之至论【6】。曾国藩号称 “桐城古文中兴”之功臣,但钱基博以“湘乡派”目之, 也不失为“有所变而后大”。


“五四”前后,新文学家对桐城派的攻击其目标指 向是在古文,或曰文言。1920年代,所谓桐城派的不复 存在,实际上也是意指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的勃兴 和古文的消亡。从“死活”的二元论逻辑出发,新文学 家之宣称“古文已死”目的是为白话的发展扫清道路。 而事实上,历史的发展和文学的演变,有不尽合于“前 仆后继”“你死我活”的二元论逻辑之处。在对民国 时期旧式文人的代表性刊物《青鹤》的梳理中,笔者发 现在1930年代的上海,以及附近的江南城市中,就活 跃着一个跟桐城派关系极为密切的古文圈子,所谓“桐 城派终结于1920年代”的论断,其实大谬不然。


《青鹤》第一期


围绕《青鹤》,本文尝试从史实出发,论证两个问 题:一是1930年代作为文学流派的桐城派仍然存在; 二是以1930年代为中心,讨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


在桐城派的流传过程中,江西“新城陈氏”占有一 个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新城陈氏,“累世皆跻显要,且 以能文章,工书法名于天下”【7】。民国《江西通志》记 载:“清进士陈道,子守中、守誉,乾隆年间同举乡试,孙 观、用光、椿冠,曾孙希祖、希曾、兰祥,乾嘉道年间,一 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青鹤》主编陈 瀚一的二世祖陈道,乾隆戊辰(1748)进士,“以理学行 谊为名儒,世称凝斋先生”【8】。陈道之孙陈用光少年时 师事其舅氏鲁仕骥(絜非)成年后复师于桐城姚鼐,为 高第弟子。同时,他也在翁方纲门下称诗弟子【9】,并且 是道光年间著名的“宣南诗社”成员。陈用光与道咸年 间桐城派的传衍及宗宋诗风的形成,都有密切的关系。 后来被看作是宋诗派的代表人物、在道光年间“以高位 主持诗教”的祁窗藻是陈用光的女婿。祁窗藻在其序 陈用光之《太乙舟文集》时说:


外舅陈石士夫子尝诏窝藻曰:“力宗汉儒,不 背程朱,覃溪师之家法也;研精考订,泽以文章,姬 传师之家法也。吾于二师之说无偏执焉。盖夫子 于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钱宫詹,江右学者 自蒋心馀、鲁山木诸先辈以下,皆濡染浸渍,远有 耑绪,而祈向所专,则惟桐城姚先生是法【10】。



姚鼐


在姚鼐去世时,门下虽有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姚 莹称四大弟子,但一时之影响力,尚不能出东南数省。 此后,梅曾亮于道光十二年人都,至道光二十九年离 京,居京师近二十年,将桐城古文的义法传播到全国 各地【11】。


在姚鼐与其弟子之间,我认为陈用光具有某种衔 接作用。首先,陈用光本人师从于鲁絜非和姚鼐,且早 于嘉庆六年(180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管同于 道光五年(1825)中举,实赖当时典试江南乡试的陈用 光“搜落卷所得”而梅曾亮之父与陈用光为同年 生【12】,故以年家子和姚鼐高第弟子的双重身份,得到陈用光的赏识和推重【13】。梅曾亮于道光十二年(1832)人 都,以赀人为户部郎中,受到当时在京的陈用光的接 引。这对他在京师的立足,以及此后浮沉郎署近二十 年,“以能古文名于京师”大有襄助之力【14】。


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描述了桐城古文传 播的经过和其中关键人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 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 大抛,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 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 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 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 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 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 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 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 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 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 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曾国藩


可见桐城派在姚鼐开派之际,已经传人江西,既盛 且久。而陈用光堪称姚鼐嫡传,江西新城陈氏,在清代 乾隆以来,以古文和书法享有盛誉,代有传人。


民国时期,胡先骑登庐山拜见陈三立,语及吾乡 晚近文士。散原喟然曰:


当清嘉道间,翁覃溪学士三使 豫章,而有古文在新城之言。盖新城自凝斋先生以朴 学大昌于世,厥后鲁絜非进士及凝斋之孙石士宗伯,皆 能传其学。宗伯师其舅氏絜非,复为惜抱高第弟子。 当其盛时,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湘乡曾侯所谀 之‘二陈’广敷、懿叔,又俱凝斋之玄孙也。晚得灨一, 则其玄孙镜之先生之冢孙也。为文雄俊渊永,非墨守 桐城一家所能囿。而于其先世之流风余韵,犹有存焉 者”【15】。


可见在陈三立眼中,陈灨一在民国时期仍能以古文穿其家学。


1930年代,虽然马其昶、姚永概、严复、林纾等所谓 “后期桐城派”均已离世,而白话也畅行于文学界、教育 界和出版界,但桐城古文仍有传人。陈灨一在1932至 1937年间,曾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青鹤》杂志,月出 二期,为以文言为主的刊物。胡先骑称此刊“历五年不 衰,一时宿儒硕彦,咸为之述作,声光甚茂。于是灨一 俨然为文坛盟主”【16】。


青年陈灨一


陈灨一(1892 ~ 1953), —作甘蓉,字藻青,号颍川 生,别署滕向斋主人、听天由命生、旁观客等,晚号半 翁。江西新城人。陈灨一“五岁,受四子书。十四岁, 毕十三经”【17】,十四岁应县试,居第一【18】。早年因与民初 中枢显宦杨士琦有表亲之谊,得其援引,曾人袁世凯幕 中办文案。后又在张学良幕中参与机要多年。1927 年,人京师礼制馆。1928年离开政界,在京津以教书写 作为生。“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创办《青鹤》杂志, 历时五年。抗战期间居北平。1948年移居台湾。1953 年去世。除主编《青鹤》杂志外,著述尚有《新语林》、 《滕向斋随笔》、《滕向斋闻见录》、《滕向斋秘录》、《辛 亥和议之秘史》、《怀远录》、《甘蓉诗文集》、《历史人物 》。


以《青鹤》杂志为纽带,当时与桐城派尚有渊源的除了“新城陈氏”还有以陈三立为核心的江西“义宁 陈氏”;以陈衍、李宣龚等一大批闽籍诗人所形成的侯 官派;以唐文治掌校,网罗了陈柱、钱基博等文史名家 的无锡国专;以及一批致力于古籍版本、目录校勘之学 的藏书家和商务印书馆。从以往的文学史叙事里,我 们根本无法想象,在新文学已经大获全胜的1930年 代,在风气大开的摩登上海,还曾经活跃着一个阵容如 此强大的古文圈子。


《青鹤》于1932年11月15日创刊于上海,1937年 7月30日所出五卷十八期为最后一期。“月出二期” 历时五年,共出版了 114期。总编纂即发起人陈瀚一。 另有一大批“特约撰述”列名于创刊号首页的共有 105 人。



关于创刊的最初动议,汤漪(斐予)的《青鹤别叙》 言之甚详:


两月以前,陈贛一先生方以(拟)独力经始一 刊物,名曰《青鹤》。议既定,因告余曰:以书生 居海上,日与演进中之近代化相接,则或色然以 喜,或搀焉以忧。意有所蓄积于中,往往形诸言 语,而思有所述作,以存故实,明是非,存久远。”【19】


在同一期上陈灨一本人的《本志出世之微旨》中, 对其创刊的动机有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中国今日 虽有“垂危” “将亡”之忧,而其实外患、内忧都不足以 亡国。“国而亡者,学之不讲耳。一人不学,能亡其身; 大众不学,能亡其国。世界文化之渊宏,宜莫吾国若。 治乱盛衰之迹,当于学术观之也” “共和之兴廿余年, 学术益棼如乱丝。恐更阅十载,将使琼林椠铅委弃于 泥沙粪土中,熟视无睹。是吾国灿烂光华之古学,不亡 于历代专制之朝,而亡于今日共和之世,不尤重可 哀耶?”【20】


本着对“学术盛衰之变迁,诚国家存亡之关键”的 认识,陈灨一满怀豪情地宣称:“本志之作,新旧相参。 颇思于吾国固有之声名文物,稍稍发挥,而于世界思想 潮流,亦复融会贯通。”对于这份诞生于自己手中的刊 物,陈灨一以高尚的品位相期许,曰:“勤求理论,不植 党援,不画畛域,不纳货利,不阿时好。”他设想所刊登 的文章,要“议一事,公允为断;考一制,详实为先;采一 文,雅洁为上;治一学,本末为归”关于刊物涉及的范 围,陈灨一宣称: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实业、地 理、文词、金石、书画、目录诸学,靡不兼收并蓄。而孤 本未刊本之纯粹者,俱致力搜罗,期与同人交相讨 论。”【21】兼收并蓄,固然可以作为刊物的一种特色,但是 如此网罗万有,陈义未免有些过高。汤漪(斐予)的 《青鹤别叙》在对待议政的问题上就与陈瀠一所言稍有 缝隙,他断定“《青鹤》非政治刊物也。而陈先生每以 政治问题之讨论,虚怀就商,余谨谢之”【22】。在他看来, 《青鹤》的“主要成分将为国学谋硕果之存”【23】。这一定 位在《青鹤》后来的编辑过程中得到陈灨一的认同。



从一个刊物的创刊号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它的风 格和趣味。《青鹤》第一卷一期,登载了如下内容:


“论评”揭载汤漪(斐予)《青鹤别叙》和陈灨一《本 志出世之微旨》;“专载”刊登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国 近年变迁之概况》;“专著”收录了孙诒让遗著《白虎通 校补》,文廷式遗著《闻尘偶记》,陈三立的《散原精舍 文存》,夏敬观的《清世说新语》;“丛录”收补松老人 (吴庆坻)遗著《蕉廊脞录》,夏敬观《忍古楼画说》,平 斋《春明梦录》,祁敬怡的《鞠古亭随笔》,孙宣(公达)的《朱庐笔记》,陈瀠一《滕向斋谈往》等。“文荟”收了 蒋维乔(竹庄)的《易学探原经传解序》,钱基博的《辽 史系事本末诸论序》,黄孝纾(公渚)的《爰居阁诗稿 序》,孙宣《镇海李君侧室胡氏权厝铭》等。《辽史系事 本末诸论》的作者谭叔裕,是唐文治的老师;而《爰居阁 诗稿》的作者梁鸿志,也是《青鹤》的“特约撰述” ……其第一期的“近人诗录”作者是:石遗(陈衍)、苍 虹(陈宝琛)、疚斋(冒鹤亭)、拔可(李宣龚)、遐庵(叶 恭绰)、映庵(夏敬观)、众异(梁鸿志)、杨云史(圻)、黄 公渚(孝纾)、黄君坦(孝平)等人;“述记”载钱基厚《西 湖导游记》;在“谐作”一栏,收了些游戏文字。


桐城派刘大櫆


此后五年中,栏目的设置上稍有变化,而刊物的作 者圈子与整体风格始终保持着稳定。五年之间,《青 鹤》共连载各式著述逾二百余种【24】。在三十年代,《青 鹤》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文言杂志,甚至在海外都有读 者【25】。《青鹤》以连载方式刊登的著述,以作者言,分去 世者之“遗稿”和在世者之“未刊稿”已故作者大抵 是道咸同光以来有名的学者文人,在世者则遍布各个 领域,大多有名于当时。体裁和形式方面,包括日记、 笔记、序跋、书札、年谱、诗文集等。


在各种连载著作中,桐城派文人之作堪称蔚为大 观。“名著”部分多为连载各种未刊诗文稿。作为“新 城陈氏”的后人,陈灨一在《青鹤》上以相当篇幅刊载 了陈氏先人的遗稿,如六世祖陈道的《集思堂外集》、叔 高祖陈用光的《太乙舟诗词钞》。《青鹤》同人中与陈灨一有姻亲关系的是陈用光女婿祁窗藻的曾孙祁景 颐,为之提供祁窗藻的《饅轨亭遗文》、《使陇日记》、 《涵碧轩杂文存草》、《枢廷载笔》、《园易园直庐书札》 等未刊稿。马其昶门下弟子孙宣的先人孙诒让、孙锵 鸣在道咸年间与桐城派文人和宋诗派诗人交游甚密, 《青鹤》上连载了孙诒让的《经撖室遗文》、《籀颃题跋》 和孙锵鸣的《止庵题跋》。另外,姚鼐的《惜抱使湘鲁 日记》、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存》、马其昶的《抱润轩 集外文稿》、文廷式的《闻尘偶记》、陈毅的《郇庐文 钞》、王乃徵《病山遗稿》、丁晏《柘唐遗文》、夏敬观《清 世说新语》、吴大澂《憲斋日记》、李瑞清《梅庵诗文未 刊稿》、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等也是《青鹤》各期重要的连载内容。此外,连载的“名著”还包括陈衍的 《石遗室诗话续编》、陈锐的《褒碧斋诗词话》、陈诗的 《尊瓠室诗话》、陈融的《颗园诗话》、夏敬观的《忍古楼 诗话》、《忍古楼词话》等诗词曲话;张元济的《丛书跋 语》、《百衲本廿四史跋语》,秦更年的《婴阆书跋》,刘 翰怡《嘉业堂藏书提要》,黄孝纾《嘉业堂藏书纪略》等 目录考据之作。被钱基博看作是民国时期不同于新民 体和白话文的“逻辑文”之代表的章士判,也有《孤桐随笔》在《青鹤》登载。“文苑”一栏,每期约有两三篇, 都是古文的创作。文章多出自名手,以桐城派作家为 主,但不以桐城为限。其中有章太炎和沈曾植等大学 者的手笔,也有黄孝纾等的骈文。


三十年代时的桐城派虽经过“五四”的冲击而显露 衰蔽之迹,但在旧式文人的心目中,仍有不可取代的地 位。在“能文”的人中,大多数人都是从桐城古文人手。 当然才气大的人可以由桐城人而不从桐城出,或者辨 析精的人会详分桐城、阳湖、湘乡,甚至南通、侯官等为 文的不同风格。但总的看来,都是大同之中的小异而 已。即便是桐城与六朝之文的区别,或者散文和骈文 之间的区别,一旦放在以白话为通行文体的三十年代, 都显得异少而同多。论文的人,在是否桐城或何须有 派等问题上不妨仍有基于文学立场的争论,而以刊物 言,则兼收各种风格和样式,颇能见出当时旧式文人创 作的整体风貌。


关于桐城派的源流传承,以及相关话题,在这个古 文圈子里也不乏争鸣。比如《青鹤》一卷十四期载有钱 基博与冯超(静伯)关于范当世与桐城关系,以及如何 界定桐城之文的辩论书信;一卷二十期有陈灨一长文 《论桐城派》,申述“不必言派”的观点。另外,在《青鹤》所载之文集序跋中,作者梳理文章源流,从头说起, 常常要对与桐城派有关的问题或多或少发表自己的 见解【26】。


钱基博


给《青鹤》供稿者,既有“后期桐城派”姚永朴,马 其昶及其弟子李国松、孙宣、叶玉麟,也有“义宁陈氏” 陈三立及其诸子,以及从陈三立研习古文辞的“陈门三 杰”袁思亮、陈祖壬(也是“新城陈氏”后人,咸丰朝官 至吏部尚书的陈孚恩之孙)、李国松(李鸿章的侄孙,也 是马其昶门下杰出之士)【27】,陈衍及其门下弟子黄濬、 梁众异,闽籍文人李宣龚、李宣倜、林霜杰(林则徐后 人),江西籍文人夏敬观、胡先骑,还有钱基博、钱基厚、叶恭绰、祁景颐、黄孝纾、黄孝平【28】、费师洪、章太炎、汪 精卫、曾广均、冒广生、孙德谦等。


陈灨一在《青鹤》第一卷的最后一期不避繁琐,将 二卷拟登文章作者列名如下:如祁春圃、孙仲容、丁柘 唐、吴兔床、吴恪庵、王壬秋、文道希、沈子培、陶子方、 孙止庵、李梅庵、郑叔问、陈伯锼、陈诒仲、沈南野诸先 生之遗著,皆未刊行者。近人如陈散原、王晋卿(树 枏)、陈石遗、傅沅叔、章行严、汤漪(斐予)、叶玉虎(恭 绰)、林切庵(子有)、梁众异、黄秋岳(濬)、袁伯夔、李 木公(国松)、李拔可(宣龚)、夏呋庵(敬观)、冒鹤亭 (广生)、吴董卿(用威)、叶浦荪(玉麟)、蒋竹庄(维 乔)、钱子泉(基博)、陈子言(诗)、吴向之、吴眉孙 (庠)、罗复堪、徐姜庵、秦曼青(更年)、刘翰怡(承干)、 杨云史(圻)、祁敬怡(景颐)、叶伯皋、谭瓶斋(泽阊)、 程伯臧、谭掾青、戴亮集(正诚)、杨三益(毓碱)、黄公 渚(孝纾)、黄君坦、陈彦通(方恪)、孙公达(宣)等诸先 生,或以文著,或以诗名,或以词称,所作皆将于本志刊 之。”【29】上述《青鹤》作者,既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要 员。政治立场或有不同,而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态度 。


说到登载姚永朴之文,还有一个小插曲。《青鹤》 二卷二十二期“文荟”栏刊载了姚永朴的《安徽秋浦县 知事马君墓志铭》,标明“遗著”。在二卷二十四期的 “文荟”又有一则“更正”题为“姚叔节先生健在”,云: “本志……手民于著字上误植一遗字,良用歉然。顷桐 城方君来函,述及先生方执教鞭于安徽大学,年逾古 稀,而精神矍铄云。”这个小误会,也正从一个侧面,说 明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


吴孟复及其《桐城文派论述》


姚永朴门下弟子吴孟复在其《书姚仲实〈文学研究 法〉后序》中,记录了一段颇富意味的师徒对话:


1935年2月,复至桐城,偕马君茂元同谒先师 蜕私先生于里第。先生为讲群经大义、文章义法、 先辈轶闻,口说指画,曲尽神情。虽不甚识字者闻 之,皆心领神会,先生亦乐而忘疲。一日,日且暮, 讲方辍,起视庭阶,雪深盈尺矣。先生因留之饮, 复诵惜抱寿海峰诗:“如今中酒能多少?他日奇文 恐散亡。”先生喟然曰:子亦青年,以为奇文耶? 谬种耶?”复谨对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 所变而后大。自其当变而观之,则未变者皆谬种也;自其足法而言之,则可法者皆奇文也。先生 《文学研究法》言之详矣。”先生莞尔曰:有是哉! ‘奋臂拨眦'几何不为引车卖浆者语耶?昔在京 中,林琴南与钱玄同争,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 言,则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矣。”【30】


换一个角度看文白之争,也许不难理解姚永朴所 言“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的内在逻辑。尽管在三十 年代,报章媒体多改用白话,学校教材也出之以语体, 但是受过传统文化熏陶之人,特别是那些书香世家的 后人,对文言的喜爱和使用是终生以之的。因此对于 桐城派的考察,不能仅仅囿于一师一徒关于古文的写 作与传授,而应将诗文学术、文史考证甚至书画题跋等 等统统放在一起,才能将这个文学流派在新文化运动 以后的存在与转变,看得更清楚。



《青鹤》创刊于1932年底,这一年,周作人发表《中 国新文学的源流》,为新文学追溯源头,发掘晚明小品 文。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提倡幽 默小品,发行量不俗。在三十年代杂志林立的上海, 《青鹤》是一份典型的同人刊物。陈灨一“网罗作家, 部署旧闻”“更发书征集当代名人作品”【31】,所约稿源 全部来自有共同或相近文学趣味和文化态度的“同 人”《青鹤》二卷四期所登“本志编辑部白事”自称 “本志刊行一载,向未征求外稿,盖同人之心力尚有余 裕也”即使有外人投稿,也须是“惬于本志宗旨者” 才有可能被采纳。



在《青鹤》一卷一期卷首,陈瀚一列出的105位“特 约撰述”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大都对于国故多所了解, 于旧形式的诗文创作也有共同的兴趣和修养,故借《青 鹤》杂志之刊行,而聚合成一个可资对话和交流的同人 圈子。这个圈子中,桐城派文人和同光体诗人构成了 主体部分。《青鹤》的创办,是以对时下的“ 士不悦 学”“文化衰颓”“斯文凋丧”等学风和世风的不满和 批判作为思想背景的。所谓“世乱益亟,人心益偷,学 术益替,盖莫甚于今日也”【32】。这是笃守传统的文人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学术界文化圈的代表性看 法。陈灨一创办《青鹤》,就是为了集合同道,在文化衰 颓之际“思于国学稍存一线生机”【33】。并以出版刊物的方式,谋取言说空间,阐扬固有文化,为国学谋硕果之存”。


在1930年代,对这样一份旧文人杂志,“誉之者以 阐扬国粹相推许”而“讥之者以保守古董相谑嘲”【34】。 汤斐予在《青鹤卷二导言》中特地辩说:“今语体盛行, 其作品之佳者往往质胜。词虽捵涊,理实缤纷,不可诬 也。文言一端,著述者固谦让未遑,学子更无所适从。 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其流日就衰微,夫何待 言。今陈先生及其社中同人,乃思奋起而复兴之,孜孜 不已,务极精妍,亦即月异而岁不同。至于举世骇怪而 不悔,斯又余所谓勇于自信之明验也。”【35】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像《青鹤》这样讨论“国 学”的刊物,在发行上不能与林语堂的《论语》相比,在 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上也无法与《新青年》相提并论,但 仍能以半月为期,出版达五年之久且“出版如时,按册 不误”实属难得。汤斐予在一卷一期的《青鹤别叙》 中曾说:《青鹤》在文艺界居何位置,有何影响,无从 预测。然自始克保其固有之领域,而出之以宣(鲜)明 之态度,则亦一特色也。” 一年之后,他又说:“举一年来 之《青鹤》,与其他文艺刊物并衡互勘,则见凡《青鹤》 所著录,无问其为旧稿为新著,在现代作品中,大有曲 高和寡,么弦独张之概。风习所趋,积重难返,即青鹤 社同人亦所深知。知之而犹复锲而不舍,钻之弥坚,以 为天下文章其在斯乎,宁非所谓其愚不可及者欤?然 而《青鹤》卒能保持其存在与并世读者之奖誉以有今日 者,无他:物希为贵,一也;中年以上之读书人尚有存焉 者,二也。余所谓《青鹤》在文艺界,自有其特殊之领 域,意即指此。过此以往,非所敢知矣。……今日文艺 界之趋势,以余观之,正在变动不居之时。国学复兴论 者,亟宜谋所以通其穷变,观其会通之道。非直《青鹤》 社帜志所关己也,并世读者,与有责焉。”【36】


《青鹤》目录


以《青鹤》同人为代表的桐城派和同光体等传统诗 文流派,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新时代,仍然拥有着相当高 的社会声望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较高层次的作者圈 和读者群,和寡”的部分原因是“曲高”。如陈三立, 以往的文学史叙事中,将其归为“同光体”诗人、满清 遗老,让一般读者难以理解和想象,为什么他的诗文能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享有至高的声望与景仰。《青鹤》二卷二十一期登载的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中,有一 则云:


拔可(李宣龚——作者注)近来敝精力于恢复 印书馆【37】,罕作诗。有则寿人与题图。然寿散原 (陈三立——作者注)前四句,实足赅括散原晚年 身世。云:匡庐五(吾)老与天高,深眇能收一世 豪。孤抱定应亲木石,微吟时足荡风涛。”他人虽 千百言不敌也。【38】


这一则诗话涉及两个人事:一是陈衍的福建同乡 李宣龚在1932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 被日本人烧毁后,主要精力都投注在商务印书馆的恢 复工作中,没时间作诗,只在一些场合作些祝寿诗和题 图诗。尽管数量不多,却有极佳之作,以写给陈三立的 祝寿诗为例;二是陈三立的晚年身世,其诗文与风节, 在如此动荡变迁的时代,一无可议。作为传统文化中 士大夫的代表,在为人为文、大节细节各方面,都代表 着难以逾越的高度。


不过,正如龚自珍诗云“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 春”汤斐予所言“风习所趋,积重难返”在1930年代 也是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时代氛围。随着老成凋谢,当这一代作者和读者都随历史成为陈迹之后,对未 来的想象令人难以乐观。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通其穷 变”就成为举足轻重之事了。因此,桐城派文人,在 1930年代甚至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呈现出向各个方向 的转型。作为研究者,与其贸然宣告桐城派的终结,不 如细细寻绎其转型轨迹,或许更有助于理解那段历史。


有清一代,传播与承续桐城古文义法的最坚实依 托是家族和书院【39】。一般认为,随着近代以来科举的 废除,传统教育体制的瓦解及向现代教育体制的转型, 桐城派的传承因失去依托而丧失了生机与活力。这种 看法并不全面。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巨变深 刻而巨大,势必造成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冲击,但桐城派 文人也并非都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者。


桐城派能够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流传如此之久, 影响如此之广,靠的是“言之有物有序”的文章“义法”是“合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的融通主张,是对 文章之“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精微辨析,是对韩愈以 降唐宋古文精华的全面继承,以及“有所法而后能,有 所变而后大”因时而变的发展。因此,进人二十世纪 后,处在“变亦变,不变亦变”的中国,以桐城派为代表 的传统文人一方面有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怀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守先待后之心,一方面也顺应时代的变化而 所。



从晚清算起,吴汝纶受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而 先请赴日本考察学制;严复、林纾以古文译西书,已经 走上了桐城古文的转型之路。吴汝纶门下,贺涛既“精 于为文”又“深喜西儒学说,欲以彼国之法,匡我之所 不逮”,“作《国势篇》推世界进化之理,以启吾国改革 之基。逮见西学大兴,举国从风,则又忧吾道之将坠, 斯文之将丧,而思有以存国粹、立大本。……其教弟 子,必以博通世务为有用之才;深以取近名、谋小利为 大戒”【40】。贺涛门下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阊生能承 其学。吴汝纶另一高徒马其昶,“三十以前,治古文辞; 既而悼世变日亟,未可以文章经国;自识涯分,绝意进 取,闷声光一室之中,十余年不出”治经史诸子,旁及 梵典,“编摹撰述,寻蹑要眇,而一衷于斯文”【41】。马其 昶于清末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在吴汝纶之后为归仰 桐城者所宗,而他“自谓为文不求之经,是无本之学 也”【42】。马其昶“旷观当世之变,为开剖以来所未有” 很清楚“应之者不得持故常,阻道化不进”但虑及“既 群天下之才争新于其际,而数百千年先圣留遗之籍,为 举世所不为者,亦必有人焉赓续而保存之。揣己度分, 愿以自任”【43】。


晚清以来,对“文学”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受日语词 影响,而越来越成为对西语之Literature的翻译。但传 统的文学概念,其实包含着比Literature更广的涵义,是 “文”与“学”的合称。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在“文”与 “学”之间或有所侧重,但治学由经史人手,言文而不分 文史,则是共同的特点。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文学史,一 个明显的特点是与学术史的分离。“五四”以后,所谓 “旧文学”失去生存空间而衰落终结的判断,也显然受 到新文学观将“文”与“学”分割看待的局限。从传统的文学观来看,桐城派在有清一代号为“文章正宗”以 桐城义法传授天下,与桐城派文人在经史之学、经世之 学、文史之学以及诗词曲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并不矛盾。 但从新文学观的角度说,晚清以后,桐城派也在整个社 会的转型中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变化轨迹。


如果说,吴汝伦、贺涛、严复,代表曾国藩以降之桐 城派欲求取西学以为富国强兵之“经世之学”的话,马 其昶则代表桐城派中在西学东渐之大背景下自觉转向 研治传统“经史之学”(或曰国学)的一脉。


戴震

  

章学诚


桐城派一直有经史之学,但在乾嘉经学有戴震,史 学有章学诚,所以桐城以文传。道咸年间又有阮元、程 恩泽、郑珍等汉学家研经治史,与其时代表桐城派的梅 曾亮不为一途。光宣之际,陈衍所倡同光体以“学人之 诗与诗人之诗合”相提倡,直接程恩泽、郑珍等宋诗派 大家,而且学术方面沈曾植最称大师。但传统学术不 像现在这么界划分明,所以经史之学桐城派中一直都 有,各有所诣而已。而在马其昶身上,明显体现出基于 对世变的回应而转向对经史之学的研究【44】。


马其昶活到1930年,其门下弟子李国松(李鸿章 之孙)刻其遗书,叶玉麟【45】传其学以授徒,终生奉其师 说。在1930年代,马门三杰”叶玉麟、李国松、孙宣都 为《青鹤》“特约撰述”《青鹤》三卷四期曾刊夏敬观为 叶玉麟之《灵贶轩文钞》所作序。1930年代,叶玉麟曾 以白话译解《庄子》(大达图书供应社)、《荀子》、《墨 子》、《韩非子》、《道德经》(广益书局)等,至今仍为出 版社再版行世。孙宣不仅将先人孙诒让、孙锵鸣的未刊稿交由《青鹤》刊载,其文章身价在当时《青鹤》所登 “鬻文润例”中也是最高的【46】。


马其昶


叶玉麟弟子袁孟醇(惠常),号雪叟,曾为《灵贶轩 诗文钞》做《桐城叶先生别传》,有铅印本《雪野堂文 稿》三卷行世,叶玉麟为之序。抗战期间,袁孟醇在重 庆出任“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审兼国史馆协修” 1950年 代后,人上海文史馆。叶玉麟之子叶葱奇(元),从郑孝 胥学,并娶其女,其注《李贺诗集》,功力深厚。另一子 叶百丰,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讲授唐宋散文及桐城 文章之学。这些都是桐城派在现代的承传,并可见其 在现 学 , 文 治 史之学 治文史之学的转变。


叶玉麟之外,在《青鹤》“特约撰述”中能代表桐城派之转人治“经史之学”者还有王树枏和柯劭忞。王树 枏与陈三立都是光绪间进士,年相若,为文有盛名,时 有“南陈北王”之称。


陈三立


虽然在古文造诣上,时论认为王 略逊于陈,但王树枏在经史研究方面,著作很多,成就 斐然。曾任《清史稿》总纂。柯劭忞【47】一生笃于治学, “举凡经史、词章、音韵、训诂、金石、天文、历算、舆地、医 药,靡不精研”史学造诣,在民初恐怕无出其右。经学 方面,他曾经负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的撰述 工作,其《春秋谷梁传注》深得学界重视;史学方面,他不 仅总成《清史稿》,还独立完成了难度系数很高的《新元 史》。作为吴汝纶的女婿,柯劭忞在诗文方面的造诣和 成就也不容忽视,其《蓼园诗抄》深得王国维推重。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桐城萧穆的专力于古籍校雠、 考据与刊刻。萧穆年轻时被曾国藩目为“今之读书种 子”中年以后,一直在上海广方言馆,为该馆编译的新 书润色文字,毕生精力用于读书、校书,网罗文献。萧 穆与当时南北学者汪何、张文虎、王先谦、黎庶昌、刘熙 载、孙诒让、傅以礼、袁昶、江标、缪荃孙、傅增湘、徐乃 昌、陈衍、姚永朴等,皆有往还。清末诸家所刻善本,如 袁昶之“浙西村舍丛书”黎庶昌之“古逸丛书”王先 谦刻《皇清经解续编》、滁州李氏刻《古文辞类篹》,皆 得萧穆之助,有些甚至全出于萧穆之手。萧穆为作校 勘记,既不取厮丨,也不署名,唯以传播传统文化及乡邦 文献为重。《清史稿•文苑传》称:萧穆以考据称,博 综群书,喜谈掌故。”【48】


从萧穆这里,可以看到桐城派此后的两个去向:一 为目录校勘之学,一为掌故之学。这两个去向在《青鹤》 都 到 的 现。


目录校勘之学,与藏书与刻书相关。1930年代活 跃在京沪两地的藏书家、出版家如傅增湘、刘翰怡(承 干)、秦更年、张元济、黄孝纾、蒋维乔、李宣龚等,都是 《青鹤》特约撰述。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广告,也几与《青 鹤》相伴始终 。



在《青鹤》第一卷二十、二一、二二、二三期的“论 评”栏,集中刊登了关于教育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四 库全书未刊珍本一事的一些文章书信,有袁同礼、张元 济的往复通信和陈瀚一、钱基博、孟森的评议文。在该 用善本还是库本的讨论背后,可见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跟当时一部分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者的选本分 歧【49】。特别是几篇评论文章,不仅介人了当时的学术 争鸣,单从文章的角度看,也都非常精彩。陈文扣住合 同条款,议论极有力度;钱文从“书”与“本”的角度切 人,就遴选原则畅所欲言;孟文则抉发四库搜书毁书的 几大公案,并提出刊刻《明实录》的建议。


此外,黄孝纾的《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纪略》、张元 济的《丛书跋语》、秦更年的《婴阆书跋》等,也都在《青 鹤》刊载或连载。


掌故之学,更值得仔细分说。掌故,原指旧制、旧 例,也是汉代掌管礼乐、制度者的官名。后来常见的意 义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遗闻铁事。清乾 嘉考据学兴盛之后,掌故(意指熟习朝章国故)之学也 在清中叶以后随着士大夫经世学风的兴起而蔚然成 风,首开风气者当推龚自珍。


晚清以至民初,掌故之学蔚为大观。在民国时期 以掌故学闻名的大家首推徐一士、黄濬、瞿宣颖。徐一 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都是掌故学名篇。瞿宣颖在其《一士类稿序》中对掌故 学有非常透辟全面的阐述与总结。


《青鹤》杂志内广告


就掌故学而言,陈灨一及其《青鹤》同人夏敬观、祁 景颐、何德刚、孙宣等都是个中好手。《青鹤》从一卷一 期开始,即以“丛录”一栏,登载各家掌故笔记之作,如 吴庆坻《蕉廊脞录》,夏敬观《忍古楼画说》、《窈窕释迦 室随笔》,何德刚《春明梦录》、《郎潜忆旧》,祁景颐《鞠 古亭随笔》,孙宣《朱庐笔记》,陈锐《褒碧斋杂记》,陈 瀠一《滕向斋谈往》、《滕向斋逞臆谈》、《燕蓟拾零》,梁 鸿志《爰居闻脞谈》,裘毓麟《匡庐笔记》等。在“名著” 一栏,也有很多掌故之作,如祁窗藻《枢廷载笔》,文廷 式《闻尘偶记》、《知过轩随笔》、《南轺日记》、《旅江日 记》,夏敬观《清世说新语》等。在二卷以后《青鹤》更 将“名著”和“丛录”合为一栏,名为“丛著”。各家掌故 笔记之作,也与所刊名家诗文一起,成为支撑《青鹤》这 份人文刊物的主体部分。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近 代史料笔记丛刊”,曾收录陈瀚一的《滕向斋秘录(附 二种)》,即曾在《青鹤》所刊载的《滕向斋逞臆谈》和 《滕向斋谈往》。这套丛刊还同时出版了《〈青鹤〉笔记 九种》,收《青鹤》所刊祁窗藻、文廷式、吴大澂、祁景颐的掌故记之 。


 最初的掌故之作,多涉朝章国故、秘史轶闻。随着新闻报刊业的兴起和繁荣,后来,谈文论史,评诗文、谈读书,兼及考订的一类,渐成为文史刊物之文章的滥觞。在《青鹤》停刊之后,沦陷时期,北平的《中和月 刊》(瞿宣颖主编)和上海的《古今》杂志(周黎庵主 编),就是这类刊物的代表。


左图为《中和月刊》;右为《古今》杂志


文史刊物与掌故学之间的 相互依存关系,有引人深思之处。文史刊物给那些有 旧学底子的文人,提供了一个能发挥所学的栖身之所。 也可以说,桐城派文人之进人报刊杂志,也是一种现代 转型。这种转型自从晚清报刊的兴起之日即已开始, 更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给文史刊物输送了称职成熟的 编辑和作者队伍。


文史刊物所载文章,与学院派学术期刊所载论文, 风格殊为不同。在这背后,应该也与不同的学术渊源 与文章趣味有关。掌故之学与现代文史之学的关系, 一直较为学界所忽略。因此,传统学术在新文学家宣 称“古文”已死的现代学术体系中有怎样的转型以及贡 献,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探寻的问题。


除经史研究、目录校勘、古籍出版、掌故之作、报刊 编辑外,桐城派文人在现代教育机构中也执掌着为数 众多的教席。创办于1920年的无锡国专,在三十年代 就是桐城派文人的聚集之地。校长唐文治曾师事王先 谦,于古文辞笃守桐城义法。掌校三十余年,培养了一 大批文史研究和国学教育的优秀人才。仅在前三届的 毕业生中,就出过王蘧常、唐兰、吴其昌、侯谔、蒋天枢、 钱仲联等一大批成绩卓著的学者。此外王绍曾、魏守 谟、吴天石、徐兴业、郭影秋、周振甫、范敬宜、吴孟复、 马茂元、姚奠中等也于学术界各有声望。《青鹤》在当 时,通过任教于无锡国专的陈衍和钱基博,与无锡国专 及其所出《国专月刊》,存在声气相求的关系。


陈灨一在《青鹤》编余,也有在沪上学校任教的经 历。同人中,黄孝纤、钱基博等,更是终身以文史教育为职志。


此外,在新文学名家如朱自清,文论家如朱光潜、刘麟 生、方孝岳等文章著作中,也能看到桐城派的影响所在。


综上所述,在1930年代,桐城派依然有着不容忽 视的巨大存在,并与其他各派旧式文人在保存国故、坚 守文言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桐城派文人也并非如新 文学史所描画的那样故步自封、保守落伍。其主流所 趋,在尽量保守固有文化的同时,也各奋其心智,在现 代社会中求其通变,并且成功融人现代教育、出版、研 究、编辑等各个文史领域中,以其所学贡献于现代学术文化建设之中。窃以为,这不仅仅是对桐城派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也更关系到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当下更好地从事于中国文化的重建。




注释

【1】  “后期桐城派”的主要人物中贺涛1912年去世,严复1921年去世,姚永概1923年去世,林纾1924年去世,马其昶1930年 初去世,姚永朴1921年南归,先后教授于桐城中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等,1939年去世。

【2】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13卷、补遗13卷,《桐城文学撰述考》4卷、补遗4卷,民国十八年“直介堂丛刻”2册铅印本。 此书1974年由台北世界书局以《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为题出版,1989年由徐天祥点校,由黄山书社“安徽古籍丛书”出版。

【3】 钱基博对于文章之学,有深湛独到之见,其文学史著述在体例上也独出机抒。他将“古文学”分为文、诗、词、曲,而不取小 说。在“文”类下分魏晋文、駢文、散文,其中散文即指桐城派。

【4】 实则当时以“马门三杰”见称的除了李国松、叶玉麟之外,还有孙宣。参见《青鹤》三卷第二十一期《晴翠楼笔记》云:孙 公达先生,桐城马先生通伯弟子,与李公木、叶浦孙称马门三杰……”孙宣(1896〜1944),浙江瑞安人,为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孙 依言、孙铿鸣家族后人,字公达,号同旦,署朱庐。著述有诗抄、文抄、日记等,其《朱庐笔记》连载于《青鹤》。

【5】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文集》卷8《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6】 梅曾亮:《答朱丹木书》,《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05年,第38页。

【7】 黄鼎元:《新语林叙》,《新语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8】 陈贛一:《清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先六伯祖子鹤公家传》,《甘#文集剩稿》,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辑《甘*诗文集》, 第84页。

【9】 嘉庆十七年,“宣南诗社”中有五人(陈用光、刘嗣绾、吴嵩梁、李彦章、梁章钜)曾正式拜翁方纲为师,称诗弟子。关于翁方 纲及其门下学诗之“苏斋弟子”的情况,参见拙作《翁方纲发起“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之宗宋诗风》,《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008年,第140 -180页。

【10】 祁寫藻:《太乙舟文集序》,《太乙舟文集》卷首,道光二十三年重刻本。

【11】 关于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传桐城古文义法的情况,请参见拙作《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香港浸会大 学《人文中国学报》第十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1〜268页。

【12】 梅曾亮的父亲梅冲与陈用光同为嘉庆五年(1800)举人。

【13】梅曾亮在中举后的第二年(道光元年)即入都应礼部试,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陈用光,很得陈的赏识。

【14】 参见拙作《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

【15】 胡先输:《甘耪文集叙言》,见陈贛一《甘耪文集剩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5页。

【16】 胡先输:《甘耪文集叙言》。

【17】 陈贛一:《睇向斋授经图记》,《青鹤》二卷九期。

【18】 《青鹤》三卷四期“近人诗录”有紫扬《题睇向斋授经图》诗句“授经年少试为魁”,注云:君应县试,居第一,年甫十四。

【19】 汤斐予:《青鹤别叙》,《青鹤》一卷一期。

【20】 陈贛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鹤》一卷一期。

【21】 陈贛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鹤》一卷一期。

【22】汤斐予:《青鹤别叙》,《青鹤》一卷一期。

【23】 汤斐予:《青鹤别叙》,《青鹤》一卷一期。

【24】 《青鹤》四卷二十三期“本志第五卷名著要目预告”称:本志出版以来,已届五载,陆续发表未刊稿及孤本二百余种,实开 杂志未有之例。”

【25】  陈贛一《随感·青鹤第四卷第一声》有云:文化衰颓若今日,抱残守阙,我取人弃,诚不免好事。而《青鹤》之已梓行者, 高与案齐,则徒劳究非无益。其始虑成虚愿者,证以西方之伦敦、华盛顿、纽约、巴黎、柏林、罗马,东方之东京、小吕宋诸地,俱见 《青鹤》之飞腾,未尝不太息吾道之不孤,以是益不欲中道而废。吾尝奋然大号于众,终不渝斯旨。”《青鹤》四卷一期。

【26】比如像袁思亮的《书姚郎中手稿卷子后》(《青鹤》一卷五期)、钱基博《栩园文集叙》(《青鹤》二卷四期)、夏敬观《灵}轩 文钞序》(《青鹤》三卷四期)等。

【27】 李国松师从马其昶和陈三立,在马门称三杰之一,在陈门也有三杰之谓。

【28】 黄孝纾、黄孝平兄弟虽也是闽籍,但自幼随父在山东济南知府任上,清亡后居家迁青岛。黄孝纾1922 -1934年的十年间, 为刘承干所聘主持嘉业堂藏书楼,并在上海南洋公学、暨南大学任教,其师承交游不属于一般所谓“闽籍诗人”。

【29】 陈贛一:《青鹤周岁》,《青鹤》一卷二十四期。

【30】 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17页。

【31】 汤斐予:《青鹤别叙》,《青鹤》一卷一期。

【32】 陈贛一:《青鹤又一年》,《青鹤》二卷一期。

【33】 陈贛一:《青鹤又一年》,《青鹤》二卷一期。

【34】 陈贛一:《青鹤三岁感畜》,《青鹤》三卷一期。

【35】 汤斐予:《青鹤卷二导言》,《青鹤》二卷一期。

【36】 汤斐予:《青鹤卷二导言》,《青鹤》二卷一期。

【37】 李宣龚(1876〜1952),字拔可,号观槿,又号墨巢,福建闽县人。参见林宁《李宣龚的家世与生平》,《福州大学学报》2007

年第5期。

【38】 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十一)《青鹤》二卷二十一期。

【39】 参见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台北《汉学 研究》第22卷第2期)等。

【4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59页。

【4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71页。

【4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76页。

【4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1〜172页。

【44】 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马其昶一章。

【45】 叶玉麟(1876〜1958),字浦孙,晚号灵贶居士,桐城人。

【46】 参见廖太燕《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书屋》2012年第9期。

【47】 柯劭忞(1848〜1933),字风荪,号蓼园,山东胶州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清史馆代馆长、总纂。

【48】 项纯文:《敬孚类稿前言》,萧穆:《敬孚类稿》,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2页。

【49】这部分学者有傅增湘、叶恭绰、董授经、徐积余、刘翰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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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田《作为视野的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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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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